“1957年10月的一个深夜，何明德点着油灯天天配资，小声对妻子说：‘信一定要写给邓大姐，北京她最认得我。’”
妻子听得一头雾水——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，为何偏偏要给全国闻名的邓颖超写信？何明德却只是抿嘴一笑，把薄薄几页纸折好，揣进棉衣内袋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步行二十里路到县城，把信投进绿色邮筒。信封上，落款“原红四方面军何明德”。这奇怪的举动，很快在乡里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信走了十来天，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，再转到中南海西花厅。邓颖超拆开信，只看了“警卫员小何”几个字，立刻对秘书说：“原来他还在！我和总理一直以为这孩子牺牲了。”当天傍晚，她提笔写下一张证明，盖章后回寄四川通江县。北京的秋风里，这封写着“同志仍在”的信，带着久别的温度南下。
可在川北山坳的小院里，妻子依旧半信半疑。她认得丈夫能吃苦，会木工，也会修农具，却难以把他与“首长警卫”四个字联系起来。何明德见她摇头，干脆把尘封十五年的往事一股脑儿说出：“我真跟周总理混过，枪法还行，当年腰里插两把勃朗宁哩！”
时间拨回二十四年前。1933年春天天天配资，15岁的何明德揣着一口粗茶淡饭的倔劲儿，跟着红四方面军翻山越岭。那年，他脚底磨出血泡，也没掉队——因为他听小商贩讲过“革命能让穷人翻身”。饿着肚子走夜路，他对自己说：只要活下去，总有机会替穷人撑腰。
三年后，西安的寒风里，机会来了。1936年12月中旬，他被临时抽调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。第一次见到周总理，他愣是没敢抬头。周总理却拍拍他肩膀：“小何，别紧张，跟我时间长了就习惯。”一句话，让他憋着的那口气一下松了。
真正考验在1937年4月的劳山伏击。周恩来一行乘卡车下山，突然枪声四起，尘土飞扬。司机中弹，汽车冲进路沟。周恩来低声命令：“散开，还击！”何明德滚下车，一手短枪，一手攥着周总理的衣袖，硬是护着首长从弹雨里钻向荒草坡。事后他常感叹：“那天要是慢半拍，咱俩都交代在沟里了。”
紧张日子一件接一件。1938年，他们转往武汉做统战。周总理忙着会见李宗仁、冯玉祥，合纵连横；间隙里却关心小何的婚事：“组织会给你介绍文化人，你自己也得多念书。”何明德红着脸答“是”。他说后来自己能认得报纸，就是那阵子被总理逼着学拼音字母。
转折发生在1942年。周总理去延安办公前，准许他回老家探亲一个月。“路上若有急事，来信！”临别嘱托还在耳边，意外却先降临。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个突然返乡的壮汉，先抓父亲，又日夜监视。为了救爹，他典了房子，掏空家底，才换得自由。可代价是无法再返回延安。写信求援？一落笔就可能连累全家。思前想后天天配资，他决定“先苟住”。这“苟”就是五年。
1949年，解放军进驻通江。乡亲们夹道欢迎，何明德望着新四军番号，喃喃一句：“自己人终于回来了。”他跟老婆提起往昔，她当玩笑听。他也懒得辩，白天带民兵练枪，晚上帮公社记工分，就这样过到1957年。
组织关系却一直是他的心病。县里摸底党员，他报了名，没有人能够核实。一连几年，他像被丢失的档案，既不是“假党员”，也不是“真党员”。拖到那年秋天，他咬咬牙，给北京写信。信不长，寥寥几页，却列举了当年西安、武汉时周边同志的姓名职务，末尾只写一句：“愿以生命担保，字字属实。”
邓颖超的回信到达那天，通江邮差一路小跑，边跑边喊：“何明德，大首长来信啦！”妻子捧着信封，认得那醒目的钢笔字：邓颖超。她再看丈夫，眼里多了三分敬重。几个月后，县委正式为他恢复党员身份，还想大张旗鼓宣传。何明德摆手：“别折腾，地里庄稼还等着收呢。”他把邓颖超的证明夹在《新华字典》里，锁进木箱，只在过年时拿出来擦擦灰。
有人问他，失去十几年组织关系，值吗？他想了想，说：“保住一家老小，也保住了咱党的秘密，值！”话音不高，却掷地有声。
晚年，他依旧早起种地、晚来读报。偶尔有村干部请他讲“西安事变”“劳山脱险”，他总先冲大家摆手：“不是我能耐大，是总理指挥得好。”说罢便哈哈大笑，皱纹里全是踏实的光亮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荣光，比镁光灯下的掌声更耐人寻味。
邓颖超后来提起“小何”，常感慨一句：“忠诚的人，从不需要太多言语。”一句话，说尽那封信的分量，也说尽一个老警卫员的坚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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